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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漢黨錮之禍
黃一平
“渭以涇濁，玉以礫貞，物性既區，嗜惡從形。蘭蕕無并，銷長相傾。徒恨芳膏，煎灼燈明。”《后漢書.黨銦列傳》說的是東漢桓、靈二帝間，那場涂毒天下名士，坑盡海內精英的一場大禍。經此一獄，漢王朝便元氣大傷，一蹶不振，歷四百余年的大漢江山，遂風雨飄搖，跌跌撞撞一路起來，終釀成黃巾之變，董卓之亂，神州大地，重又陷入四分五裂，血雨腥風之中。縱觀此一史實，正是朝綱不舉，法制不彰，皇帝帶頭躪賤法律所釀成的，有必要細細回顧一番。
一
東漢自光武中興，到桓帝一代。已歷一百二十多年，漢末諸帝，已漸失高祖開皇、劉秀中興之初那種虎虎生風，開天辟地的形象和精神，荒于政務，耽于淫侈，法紀廢馳，也非一日，終于形成兩大禍水，危及國家，魚肉百姓。一是外戚擅權，一是宦官干政。關于外戚擅權，范曄撰《后漢書》論曰：“漢世外戚，自東、西京十有余族，非徒豪橫盈極，自取災故，必于貽畔后主，以致顛敗者，其數有可言焉。何則？恩非已結，而權已先亡；情疏禮重，而枉性圖之；來寵方授，地既害之；隙開謝勢，讒亦勝之。”道盡了這些豪強大族由盛而衰而亡的必然性。然終其漢世，總有那么些家族，前赴后繼，誤國害己，生生不息。
拙作《杜根蒙難記》已提及和熹時鄧氏一家遭際，歷史進展到桓帝時，又有梁氏一家梁冀、梁不疑之流為非作歹，擾亂朝綱，魚肉生靈。一時為民之亂源。
《后漢書.梁冀傳》：“冀字伯卓。為人鳶肩豺目，洞精黨眄，口能舌言，裁能書計。少為貴戚，逸游自恣。性嗜酒，能挽滿，彈棋、格五、六博、蹴 ，意錢之戲，又好臂鷹走狗，聘馬斗雞。……”可見，此公從小就不是什么好鳥。只因生在世宦人家，含著金湯匙來到世上，更因有一個嫁給皇帝貴為皇后的妹妹，越發狂亡暴虐，不可一世。“永和元年，拜河南尹。冀居職暴恣，多非法，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呂放，頗與商言及冀之短，商以讓冀，冀即遣人于道刺殺放。而恐商知之，乃推疑于放之怨仇，請以放弟禹為洛職令，使捕之，盡滅其宗親、賓客百余人。”真個是無法無天，濫施殺伐。僅僅因為其父親的好友談到他的不是，就殺了人家，進而造成滅殺百余人的大慘案。……“沖帝又崩，冀立質帝。帝少而聰慧，知冀驕橫，嘗朝群臣，目冀曰：‘此跋扈將軍也。’冀聞，深惡之，遂令左右進鴆加煮餅，帝即日崩。”連他一手扶立的少帝都給他毒殺了。如此惡行，真是磬竹難書，梁家日漸座大，一門遮天。“冀一門前后七封侯，三皇后，六貴人，二大將軍，夫人、女食邑稱君者七人，尚公主者三人，其余卿、將、尹校五十七人。在位二十余年，窮極滿盛。威行內外，百僚側目，莫敢違命，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親豫。”（以上皆引自《后漢書.梁冀列傳》）
司馬光《資治通鑒》描寫梁冀家的聲勢顯赫和倒行逆施十分生動而詳實：“冀與壽（孫壽，梁冀之妻）對街為宅，殫極土木，互相夸竟，金玉珍怪，充積藏室；又廣開園圃，采土筑山，十有九孤，深林絕澗，有若自然，奇禽馴獸飛走其間。冀、壽共剩輦車，游觀弟內，多從倡伎，酣謳竟路。或連日繼夜以聘娛姿。客到門不得通，皆請謝門者，門者累千金。又多拓林苑，周遍近縣，起兔苑于河南城西，經亙數十里，移檄所在調發生兔，刻其毛以為識，人有犯者，罪至死刑。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，誤殺一兔，轉相告言，坐死者十余人。又起別弟北于城西，以納奸亡；或取良人悉為奴婢，至數千口，名曰自賣人。……扶風人士孫奮，居富而性吝，冀以馬乘遺之，從貸錢五千萬，奮以三千萬與之。冀大怒，乃告郡縣，認奮母為其守藏婢，云盜白珠十斛、紫金千斤以叛，遂收考奮兄弟死于獄中，悉沒貲財億七千余萬。冀又遺客周流四方，遠至塞外，廣求異物，而使人復乘勢橫暴，妻略婦女，毆擊吏卒；所在怨毒。”云云。
宦官干政，由來已久，東漢之初，逐漸坐大，儼然乎不可小覷的一股政治勢力。“中興之初，宦官悉用閹人，不復雜調他士……自明帝以后，迄乎延平，委用漸大……鄧后以女主臨政，而萬機殷遠，朝臣國議，無由參斷帷幄，稱制下令，不出房閨 之間，不得不委用刑人，寄之國命。”鄧太后臨朝聽政，以一女流，不便周旋于須眉之間，參斷決策，稱制下令，只能在閹房帷幄之內，不得已，只好悉用宦官，閹人自此便得以全面干政，國命由是寄之。“雖時有忠公，而意見排斥。舉動回山海，呼吸變霜露。阿旨曲求，則光寵三族；直情忤意，則參夷五宗。漢之綱紀大亂矣。“（以上皆引自《后漢書.宦者列傳》）自此，漢王朝法律制度已茫然無存。宦官勢力膨脹，其子弟爪牙，也遍布州郡。這些人巧取豪奪，為虎作倀，無惡不作，引得民怨沸騰，天怒人怨。中常侍徐璜的侄兒徐寅，擔任下邳縣令，他曾經要求娶前汝南郡守李 的女兒為妻，遭到拒絕，就帶領吏率沖到李 家里，強行將其女兒搶回家中，用箭射女作為游戲，把她殺死；中常侍侯覽之兄為益州刺史，每見民間有富裕人家，便誣陷人家謀大逆，盡行誅滅，財物沒收據為幾有，前后劫奪財物數以億計……
如此外戚專橫跋扈，宦官驕縱恣肆，其根子還在于皇帝，在于皇帝的無能與荒淫。桓帝之前，沖帝二歲即位，三歲即崩于玉堂前殿，質帝八歲登基，九歲即被梁冀毒殺，兩人都是燕泥鴻爪，為歷史長河中的匆匆過客。桓帝即位，首先便破壞了官吏選拔制度，為此后的禍亂，埋下了禍根。
本來，漢朝的官吏選拔制度，在當時看來，也算得民主、科學。每隔一段時間，皇帝都要詔朝臣們推舉賢良，然后由公車（相當于現在人事部一類機構）調查、考察、審核，按各自能力安排到相對適合的任上，雖不如其后的大規模科舉取仕，那么范圍廣泛，程序嚴格，畢竟也有規有矩，為西漢和東漢前期，選拔出相當一批虎虎有生氣的國之干才。本初元年（公元146年）閏月甲申，質帝崩，“太后遂與史大將軍冀定策禁中，閏月庚寅，使冀持節，以王青蓋車迎帝入南宮，其日即皇帝位，時年十五。”（《后漢書.孝桓帝紀》）那桓帝上臺，全靠了老梁家一門之力，于是感恩戴德，大發官帽子。“詔以定策功，益封梁冀萬三千戶，封冀弟不疑為潁陽侯，蒙為西平侯，冀子胤為襄邑侯……”就因為擁立皇帝有功，那梁家一門上下都升官封侯，聲名煊赫，桓帝一手摧毀了長期以來行之有效的薦 官制度。當時，大鴻臚杜喬就上書批評說：從古至今，圣明的君主，都以任用賢能和賞功罰罪，作為頭等大事，亡國之君——，其問題就在于，雖然有賢能，卻不能任用；即使有典章制度，卻不能施行；扣到忠直的建議，卻不相信；而聽到讒言時，又不能洞察奸邪……梁門一家和宦官卑微之輩，都戴上無功而得到的官印和綬帶，得到了只有功臣才應得到的封土……對有功的人不加賞賜，就會讓為善的人感到失望；對邪惡的人不加懲罰，就會讓作惡的人更加肆無忌憚地逞兇……“茍遂之道，豈伊傷政為亂而矣，喪身亡國，可不慎乎！”言辭懇切，但桓帝不予理睬。眼看著梁家迅速坐大，“冀秉政凡二十年，威行內外，天子拱手，不得有所親與，帝既不平之。”以上皆引自《資治通鑒第五十四》）桓帝都只有把權力拱手相讓，凡事都不能親自參與決策。對此，桓帝早就忿忿不已。于是策劃依靠宦官單超、徐璜、具瑗、唐衡、左 等人，謀誅梁冀，斬殺數十人。事成，又大封誅梁功臣，在宮內很快又形成一個實權在握的宦官集團，欺上亂下，為害更烈。自此，漢之綱紀蕩然無存。
即至靈帝任上，竟公然賣官肥已。《資治通鑒卷第五十七》：“是歲，初開西邸賣官，（公然開設專門機構，出賣官爵）入錢各有差；（官位高低收銀多少不等）二千石二千萬；四百石四百萬；其以德次應選考半之，或三分之一；（若按德行依次當選的減半或按三分之一收）于西園立庫以貯之。或諸闕上書占令長，隨縣好丑，豐約有賈。富者先入錢，貧者到官然后倍輸。（富人買官先錢后貨，窮人買官則可到任以后，按原定價格加倍償還）又私令左右賣公卿，公千萬，卿五百萬。初，帝為侯時常苦貧，及即位，每嘆桓帝不能作家居，曾無私錢，故賣官聚錢以為私藏。”嗚呼，中國官場買官賣官真可謂源遠流長，直可以追溯到1700多年前的漢靈帝那里！時諺曰：“舉秀才，不知書。察孝廉父別居。寒素清白濁如泥，高弟良將性如雞。”（《抱樸子外篇》卷2《審舉》）反映了當時官吏的素質低劣和選官制度的混亂。吏治亂則朝綱亂，吏治腐則天下敗。東漢桓、靈之政，為我們提供了如黃鐘大釜般的千古警示。
二
如此昏庸黑暗的政治，外戚宦官專權，士大夫必然退回田里，歸隱山林。早在順帝時，就有不少士大夫因不滿政治腐敗而相率毀冠裂帶，避禍深山。如：
蔡邕：“行到偃師，稱疾而歸，閑居玩古，不交當世。”
馬融：“大將軍鄧騭聞融名，召為舍人，非其好也，遂不應命，客于涼州武都，漢陽界中。”
張衡：“大將軍鄧騭奇其才，累召不應。”
黃瓊：“瓊初以父任為太子舍人，辭病不就。遭父憂，服闋，五府俱辟，連年不應。”（以上皆引自《后漢書.蔡、馬、張、黃列傳》）
至桓、靈時期，在外戚、宦官把持下的朝政更加黑暗，除給廣大勞動人民造成更加深重的苦難外，又因賣官鬻爵，選薦不實，權宦貴戚控制了從中央朝庭到地方的各級官府，堵塞了知識分子賢良精英的政治出路，從而引起太學生、郡國生徒及士大夫的極大憤懣。《后漢書.黨錮列傳》：“逮桓靈之間，主荒政繆，國命委于閹寺，士子羞與為伍，故匹夫抗憤，處士橫議，遂乃激揚名聲，互相題拂，品 公卿，載量執政， 直之風，于斯行矣。”正是當時形勢的真實寫照。貴戚宦官與直臣士大夫之間的對抗和矛盾，便日益尖銳，空前酷烈起來。
一是正直官吏們的拼力抗爭。如劉佑，在任楊州刺史時“是時會稽太守梁 ，大將軍冀之從弟也。佑舉奏其罪， 坐征。”連炙手可熱，權傾朝野的梁冀之弟也依法收誅了。“復遷河東太守。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，百姓患之。佑到，黜其權強，平理冤結，政為三河表。”在其任上，全力遏制打擊豪強，政聲顯赫。“再遷，延熹四年，拜尚書令，又出為河南尹，轉司隸校尉。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，每至界首，則改易輿服，隱匿財寶。威行朝廷。“（《后漢書.劉佑列傳》）又如蔡衍，任冀州刺史時，斷然拒絕宦官、中常侍具瑗的請托，又將中常侍曹騰之弟曹鼎治贓治罪。羊陟為尚書令時，上書奏請罷除與宦官相姻私，公行貨賂的太尉張顥、司徒樊陵、大鴻臚郭防、太仆曹陵、大司農馮方等權臣，雖未奏準，但其“禁制豪右”之威望使“京師憚之。”（《后漢書.蔡衍、羊陟列傳》）
在這些同宦官豪強的斗爭中，以陳蕃、范滂、成 以及李膺、張儉、岑 等最為著名，李膺和陳蕃成為他們的實際領袖。“李膺字元禮，穎川襄城人也。祖父修，安帝時為太尉。父益，趙國相，膺性簡亢，無所交接。”李膺為官高風亮節，早有威廉之名，時人常因得御于李膺為榮。李膺為司隸校尉時，小黃門宦官張讓的弟弟張朔擔任野王縣縣訟，貪污殘暴，危害一方。由于畏懼李膺。逃回京都洛陽，躲在啉呵張讓家中，藏在合柱里。李膺知道后，親率吏座破開合柱，逮捕張朔，聽完供詞，當即處決。張讓向醒帝訴冤，桓帝召來李膺，責問他為什么不先請求批準就加以誅殺，李膺回答說：“草仲尼為魯司寇，七日而誅可正卯。今臣到官已積一旬，私懼以稽留為衍，不意獲速疾之罪。臣自知釁責，死不旋踵，特乞留五日，克珍元惡，退就鼎鑊，始生之愿也。”桓帝都無話可說，回頭對張讓說：“此汝弟之罪，司隸何衍！”乃遣出。“自此諸黃門，常侍皆鞠躬屏氣，休休不敢出宮省。帝怪問其故，并叩頭泣曰：‘畏李校尉。’時朝廷日亂，綱紀退馳，而膺獨持風裁，以聲名自高，士有被其容接者，名為登龍門云。”（以上皆引自《資治通鑒卷第五十五》）汝南平輿人陳蕃與李膺齊名，多次與大將軍梁冀斗爭，為被宦官集團誣陷打擊的官吏伸冤，為遭受牢獄之災的李膺鳴不平，成為與宦官集團作斗爭的官吏們的又一領袖人物，后與竇武聯合謀誅宦官時，被中常侍曹節、王甫等搶得先機，反被誅殺。（詳見拙作《承明門之變》）
不少官員的抗爭，甚至不顧罷官下獄殺頭的風險，而愈益帶有慷慨悲壯的色彩。如：“宛有富賈張泛者，與后宮有親，又善雕鏤好玩之物，頗以賂遺中宮，以此得顯位，用勢縱橫。岑 至與賊曹史張牧勸成 收泛等，既而遇赦， 竟誅之，并收其賓客，殺二百余人，后乃奏聞。小黃門晉陽趙津，貪橫放恣，為一縣巨患。太愿太守平原劉 使郡吏王允討捕，亦于赦后殺之。于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泛妻上書訟冤，宦官因緣譖訴 。帝大怒，征 ，皆下獄。有司承旨，奏 當棄市。”即使抗命，也要將那些惡貫滿盈的贓官斬殺。徐宣射殺汝南郡守李 之女后，“東海相汝南黃浮聞之，收宣家屬，無少長，悉考之，椽史以下固爭，浮曰：‘徐宣國賊，今日殺之，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！’即案宣罪棄市，暴其尸。于是宦官訴冤于帝，帝大怒，超、浮并出 鉗，輸作右校。”被判處 刑，罰服苦役。（以上見《資治通鑒卷第五十五》）
這些官員們的抗爭，畢竟是一種體制內的行動，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外戚宦官們的勢力。但在腐朽皇權的庇護下，宦官們反而更加變本加厲地瘋犯反撲，使李膺、陳蕃們的拼死努力，顯得是那么軟弱，那么悲情。
二是太學生的政治請愿。東漢桓帝時，“太學諸生三萬余人，郭泰及穎川賈彪為其冠。”（《資治通景德鎮卷第五十五》）郭泰字林宗，太原界休人，家世貧賤，“就成 屈伯彥學，三年畢業，博通墳藉。善談論，善 音制。”（《后漢書.郭泰 列傳》）后入洛陽太學，與河南尹李膺相友善 ，名震京師。賈彪字偉節，潁川定陵人，“少游京師，志節慷慨。”（《后漢書.賈彪列傳》）這些人在李膺、陳蕃、王暢等清流官員的影響下，把攻擊矛頭主要指向當權宦官，在太學生中進行反對當時腐朽黑暗政治的宣傳、鼓動活動，大造輿論。他們最主要的基地就是知識分子聚集之地太學，最主要的手段則是“清議”。這些“清議”對于朝廷施政的臧否，官吏品格的高低，以及吏治的清濁，都給予指摘評論，相互呼 應，傳為鄉謠，廣為播揚。在社會中形成廣泛的影響。儼然成為一種政治運動，一旦受到觸發，太學生們便走上了街頭。桓帝永興元年（公元152年），“河溢，漂害人庶數十萬戶，百姓荒 ，流移道路”，而宦官卻奢侈，放縱如故。“有宦者趙忠喪父，歸葬安平，僭為 、玉匣、偶人。（朱）穆聞之，下郡案驗。吏畏其嚴明，遂發墓剖棺，陳尸出之，而收其家屬。帝聞大怒，征穆詣廷尉，輸作左校。”（引自《后漢書.朱穆列傳》）朱穆字公步，曾為大將軍梁冀典兵事，后見梁冀驕暴不悛，乃上奏勸諫，甚有威名。任冀州刺史后，拒絕州中前來拜見的權宦中常侍，貪官污吏聞其名而掛印解綬去者四十余人。這次處罰趙忠葬父一事觸犯了宦官集團，桓帝在左右宦官的唆使下，將穆撤職，輸作左校服勞役。此事在太學生中引起極大反響，數千學生便聯合起來，到皇宮門前請愿，并在給皇帝的上書中，為朱穆大鳴不平，痛斥權宦罪惡，慷慨激昂，是一篇極有名的戰斗文字。姑錄之：
伏見刑徒朱穆，處公憂國，拜州之日，志清奸惡。誠以常侍貴寵，父兄子弟布在州郡，竟為虎狼，噬食小人，故穆張理天網，補綴漏目，羅取殘禍，以塞無意。由是內官咸共恚疾，謗 煩興，讒隙仍作，極其刑謫，輸作左校。天下有識，皆以穆同勤禹、稷而被共、鯀之戾，若死者有知，則唐帝怒于崇山，重華忿于蒼墓矣。當今中官近習，竊持國柄。手握王爵，口含天憲，運賞則使餓隸富于季孫，呼 則令伊、顏化為桀、跖。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。非惡荼而好辱，惡生而好死也，徒感王綱不攝，懼天網之久失，故謁心懷憂，為上深計。臣原黥首系趾，代穆校作。（《后漢書.朱穆列傳》）
數千學生一致行動，迫使桓帝不得已，將朱穆“赦之”了事。
延熹五年（公元162年），太學生又舉行了一次請愿活動。這次日由皇甫規案引發的。皇甫規，字明威，安定朝那人，曾對外戚梁冀有所指斥，提出“夫君者舟也，人者水也。群臣乘舟者也，將軍兄弟操揖者也。若能平志畢力，以度元元，所謂福也。如其怠弛，將淪波濤”（《后漢書.皇甫規列傳》）的至警之論，可見其深懷遠見。是年，皇甫規拒絕了中常侍徐璜、左 的索賄，被徐璜等人陷害無端入獄，也被論輸左校。太學生們遂聯絡士大夫等三百余人，至皇宮門前請愿，終于使皇甫規獲得釋放。太學生請愿又一次取得了勝利。但這些一時一事取得的小勝，于風雨飄搖的東漢王朝，實在于事無補，反而引起宦官集團的瘋狂反撲。
三
“黨人“概念從何而來，《資治通鑒卷第五十五》交代十分清楚。”初，帝為蠡吾侯，受學于甘陵周福，及即位，擢福為尚書。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，鄉人為之謠曰：‘天下規矩房伯武；因師獲印周仲進。’二家賓客，互相譏揣，遂各樹朋徒，漸成尤隙，由是甘陵有南北部，黨人之議自此始矣。”
知識分子和士大夫在政治上沒有出路，便以“清議”為手段煲貶時政，面對淆亂朝綱，結合自身際遇，清議便越來越疾揚慷慨，這些人漸漸同朝廷上下的正直官員結合，志趣相投，互為標榜，儼然形成一股相當規模的政治勢力。
“學中語曰：‘天下楷模，李元禮（即李膺）；不畏強御，陳仲舉（即陳蕃）；天下俊秀，王叔茂（即王暢）。’于是中外承風，竟以臧否相尚，自公卿以下，莫不胃其貶議，屣履到門。“（《資治通鑒卷第五十五》）自三公九卿以下的朝中大臣，誰都害怕受到這種輿論的譴責和非議，都爭先恐后地上門和他們結交。形成了具有相當殺傷力的民間力量。
不僅如此，這些人還“共相標榜，為之稱號：以竇武、陳蕃、劉淑為三君，君者，言一世之所宗也；李膺、荀翌、杜密、王暢、劉佑、魏朗、趙典、朱寓為八俊，俊者，言人之英也；郭泰、范謗、尹勛、巴隸及南陽宗慈、陳留夏復、汝南蔡衍、泰山羊陟為八顧，顧者，言能以德經行引人者也；張儉、翟超、岑 、苑康及山陽劉表、汝南陳翔、魯國孔昱、山陽檀敷為八及，及者，言能導人追宗者也；度尚及東平張邈、王孝、東郡劉儒、泰山胡母班、陳留秦周、魯國蕃向、東萊王章為八廚，廚者，言能以財救人者也。“（《資治通鑒卷第五十六》）
這樣一來，在全國儼然形成了又一個政治中心和又一批政治領袖，不僅外戚宦官們深為忌憚，必欲除之而后快，就連以桓、靈二帝為首的東漢統治集團，恐怕也是極不舒服的。
山雨欲來，大規模的鎮壓行動就要開始了。
四
第一次鎮壓，肇始于李膺怒斬張成。當時，河南尹人張成精通占侯之術，他預先推算朝廷將要頒布大赦令，就教他的兒子殺人。時任司隸校尉的李膺督促屬吏，逮捕張成父子。不久，果然朝廷頒布赦令，張成父子按令應該赦免，但李膺心中更加憤怒，竟違令將張成父子處斬。這個張成也不是一般等閑之輩，他常常用占術同宦官結交，關系密切，連桓帝有時也向張成訊問占候。張成被殺，讓宦官抓住了把柄，遂指使張的徒弟牢修上書，控告“膺等養太學游士，交結諸郡生徒，更相驅馳，共為部黨，誹訕朝廷，疑亂風俗”云云。上綱上線，一下子觸到了桓帝的痛處。桓帝于是大怒，下詔各郡、各封國，逮捕黨人，并要求大家同他敵愾，儼然要發動一場轟轟烈烈的大清洗運動。公文要經過太尉、司徒、司空三府聯合會簽，太尉陳蕃便強烈抵制，將詔書退回。說：“今所案者，皆海內人譽，憂國忠公之臣，此等猶將十世宥也，豈有罪名不章而收掠者乎！”這些全是海內享有盛名，憂心國事，忠于國家的大臣，就算他們犯了什么罪過，也應該寬恕十世，豈能因曖昧不清的罪名而加以逮捕拷打！他硬是頂著不簽。桓帝更加憤怒，于是直接下令，逮捕李膺等人，囚于黃門寺監獄。由李膺等牽涉到的有太仆杜密、御史中丞陳翔、太學學生陳 、范滂等二百余人，有的人事先逃亡，未能逮捕歸案，朝廷便“懸金購募，使者四出相望。”
因黨人之獄而被連罪入獄者，全是天下英才。度遼將軍皇甫規自認是西州的英雄豪杰，居然沒有被捕入獄，覺得是莫大的恥辱，于是自己上書說：“臣前薦大司農張 ，是附黨也。又，臣昔論輸左校時，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，是為黨人所附也，臣宜坐之。”自己找上門坐牢，以與李膺等同案為榮。陳 聞被捕者日眾，自往請囚，并且宣稱：“吾不就獄，眾無所恃。”在這場斗爭中，黨人的英勇氣概，充分表現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大義凜然，不畏強權的高風亮節。《后漢書.范滂列傳》中的敘述讓人十分感動崇仰：
后牢修誣言鉤黨，滂坐系黃門北寺獄。獄吏謂曰：“凡坐系皆祭宗陶（ 陶系古代神話中的監獄之神——筆者著）。”謗曰：“皋陶賢者，古之直臣。知滂無罪，將理之于帝；如其有罪，祭之何益！”眾人由此亦止。獄吏將加掠考，滂以同囚多嬰病，乃請先就格，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。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辯詰，滂等皆三木囊頭，暴于階下，余人在前，或對或否，滂、忠于后越次而進。王甫詰曰：“君為人臣，不惟忠國，而共造部黨，自相褒舉，評論朝廷，虛構無端；諸所謀結，并欲何為？皆以情對，不得隱飾。”滂對曰：“臣聞仲尼之言，‘見善如不及，見惡如探湯。’欲使善善同其清，惡惡同其污，謂王政之所愿聞，不悟更以為黨。”甫曰：“卿更相撥舉，迭為唇齒，有不合者，見則排斥，其意如何？”滂乃慷慨仰天曰：“古之循善，自求多福；今之循善，身陷大戳。身死之日，愿埋滂于首陽山側，上不負皇天，下不愧夷齊。”甫慰然為之改容。
這種精神，連主審官王甫也為之感動。
朝中名臣陳蕃等人不斷上書極諫，終被皇帝策免而丟官，朝中便再已無人為“黨人”申冤了。太學生賈彪便極力鼓動竇太后之兄城門校尉竇武，尚書霍 等上疏。由于竇、霍等近臣的不斷請求，即將離開人世的桓帝才“意稍解”。又由于李膺等人的供辭中涉及許多宦官親屬的種種罪惡，便得宦官們也有所顧忌，連忙請求赦免“黨人“。永康元年（公元167年），桓帝下詔大赦天下，放黨人二百余皆歸田里，但其名錄卻皆書于三府，終身禁錮，永遠不得入朝為仕。
此后，雖然朝野正直之士悉被廢放，奸 之流氣焰愈益囂張，但被禁錮的黨人卻得到社會上的廣泛同情，其聲望更是空前提高。如李膺免歸鄉里后，“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，而污穢朝廷。”（《后漢書.李膺列傳》）范謗被釋后，離開京師南歸時，“汝南、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（輛）”（《后漢書.范滂列傳》）。當權者所施的壓力愈大，“黨人”的聲望愈高，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人心所向。
永康元年（公元167年）十二月，桓帝駕崩于德陽前殿，城門校尉竇武與太后定策禁中，迎立十三歲的解瀆亭侯劉宏繼位，是為靈帝。竇武則以大將軍身份輔政。身為外戚的竇武，對宦官的專寵和倒行逆施也極為不滿，于是起用陳蕃為太傅，與司徒胡廣共錄尚書事，三人遂組成新的中樞機構。陳蕃復起，黨禁隨即解除，被禁錮的黨人紛紛被重新起用，委以重任。李膺、杜密、尹勛、劉渝等皆列于朝廷，共參政事，一時間，天下莫不延領期待徹底鏟除宦官之害。于是在中央一級，展開了更為殘酷的生死搏斗。斗爭的結果是陳蕃、竇武被害身死，黨錮之禍又卷土重來。
建寧二年（公元169年）十月，宦官侯景覽使人誣告張儉結黨謀后。“宦官疾惡膺等，每下詔書，輒申黨人之禁。侯鑒怨張儉尤甚，覽鄉人朱并素 邪，為儉所棄，承覽意指，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，共為部黨，圖危社稷，而儉為之魁。詔刊章捕儉等。“（《資治通鑒卷第五十六》）。由此，又一輪黨錮之禍開始了。冬季，十月，大長秋曹節暗示有關官員奏報：“互相牽連結黨的，有前司空虞放，還有李膺、杜密、朱寓、荀翌、翟超、劉儒、范滂等，請交與州郡官府拷訊審問。”當時，靈帝年僅十四歲，問曹節說：“什么是相互牽連結黨？”曹節說：“相互牽連結黨，就是黨人。”靈帝又問：“黨人有何罪惡要誅殺？”答曰：“他們互相推舉，結為朋黨，一定有不軌行為。”又問：“不軌行為是什么？”答曰：“就是要推翻朝廷。”靈帝于是就批準了。
大規模的，比前一次更為血腥的鎮壓開始了。
“或謂李膺曰：‘可去矣！’對曰：‘事不辭難，罪不逃刑，臣之節也。吾年已六十，死生有命，去將安之！’乃詣詔獄，考死。”李膺主動前往詔獄報到，被拷掠至死。李膺的門生和部屬全部被囚禁。
又是范滂，體現了中國古代士大夫大義凜然的崇高氣節，讀之讓人幾欲下淚：
“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，至征羌，抱詔書閉傳舍，伏床而泣，（吳導實在不忍心逮捕范滂，抵達當地后，竟抱著詔書關在旅舍里，伏在床上大哭）一縣不知所為。滂聞之曰：“必為我也。”即自詣獄。（范滂知道是為自己而來，就自己到監獄去）縣令郭揖大驚，出，解印綬，引與俱亡，（連縣官都可以不做了，寧愿同他一起去逃亡）曰：“天下大矣，子何為在此！”滂曰：“滂死則禍塞，何敢以罪累君。又令老母流離乎！（我死了，災禍就停止了，怎么敢又來牽連你，且又讓老母親流離失所呢！）其母就與之決，滂白母曰：“仲博（范謗之弟）孝敬，足以供養。滂從龍舒君（滂之父）歸黃泉，存亡各得其所。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，（希望母親大人舍棄不忍的恩情）勿增感戚！”……母曰：“汝今得與李、杜齊名，死亦何恨！既有令名，復求壽考，可兼得乎！”（好一位深明大義的母親，每讀至此，怎不讓人潸然淚下！）滂跪受教，再拜而辭。”
因黨人案而死的共有一百多人，他們的妻子兒女都被放逐到邊郡，天下德行良好的人，全被宦官指為黨人，甚至挾嫌報復的小人，都把對手誣為黨人，一時間，海內污濁，牽連瓜葛，由此而被處死、放逐、廢黜、禁錮的人，又有六七百人之多。
五
黨錮之禍重來，士大夫和知識分子的悲慘命運并未走到盡頭。建寧二年（公元169年），曹節復為中常侍、位特進，秩中二千石，四年（公元171年）春，大赦天下，唯獨不赦黨人。熹平元年（172年）五月，竇太后死，有人在朱雀門書曰：“天下大亂，曹節、王甫幽殺太后，公卿皆尸祿，無忠言者。”（《通鑒記事本末.宦官亡漢》）宦官因此又大捕黨人，株連者至千余人。
熹平五年（176年）閏五月，永冒太守曹鸞上書，為黨人申冤，觸犯了宦官的禁忌，曹鸞被“送槐里獄掠殺之。于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，其在位者，免官禁錮， 及五屬。”（《后漢書.黨錮列傳》）當時有氣節的知識分子幾乎全被摧折殆盡，除少數逃匿山林者外，存留下來的，只有幾個 廉鮮恥的卑事宦官之徒了。中國文化也為之凋零。
這是自秦始皇焚書坑儒以來，中國知識分子遭遇的又一次有組織的大規模撲殺！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，總能看到知識分子們的斑斑血痕，和他們英勇無畏的抗爭，而歷史，就這樣波瀾壯闊地，走向遠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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