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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阿云案之爭
黃一平
《宋史.許遵傳》：會婦人阿云獄起。初，云許嫁未行，嫌婿陋，伺其寢田舍，懷刀斫之，十余創不能殺，斷其一指。吏求盜弗得，疑云所為，執而詰之，欲加訊掠，乃吐實。
此案實在簡單不過。阿云姑娘已經許了人家，尚未行合巹之禮，但她嫌未婚夫長得實在得罪觀眾，有違環保，就趁他在田邊房舍里熟睡之機，舉刀一陣亂砍，十多刀都未砍死，只砍斷了一根手指。之后，官方查起來，懷疑是阿云干的，抓起來審訊，待要大刑伺候時，阿云她招了。
事實清楚，證據確實充分，人犯供認不諱，下判科刑就是。不料就這么個小小案件，竟弄得諾大個大宋朝廷滿朝震動，司馬光、王安石各領一軍，翰林學士、大法官各持己見。御史臺、審刑院、刑部、大理寺莫衷一是，連皇上都弄得三六不知二五，“兩制、兩府定奪者名一敕，出而復收者一，收而復出者各一。”爭論縱橫，遷延一載有余。到底怎么回事？
這事還是許遵惹起來的。許遵“及為登州，執政許以判大理”，他來裁判此案。“遵按云納采之日，母服未除，應以凡人論，讞于朝。”許遵認為阿云被聘定時，還在為母親服喪期間，應以凡人論（此處可能是規避其謀殺親夫的十惡大罪），以此為基礎作出裁判，并上報朝廷。“有司當為謀殺已傷。遵駁言：‘云被問即承，應為按問。審刑、大理當絞刑，（按宋律，謀殺已傷者，絞）非是。’事下刑部，以遵為妄。詔以贖論。”許遵連如此明白的事情，都要堅持從輕發落，還“被問即承，應為按問”，認定阿云“欲加訊掠，乃吐實”為自首，是不是他主審法官吃了情受了賄什么的？非也，“遵欲立奇自鬻。”（以上皆引自《宋史.許遵傳》）純屬標新立異以賣弄自己，我們可不能冤枉人家。批到刑部審查，認為許遵的主張是錯的。于是壞了，皇上下詔，以贖職論。許遵還不服，“復言：‘刑部定義非直，云合免有因之罪，今棄敕不用，但引斷例，一切按而殺之，塞其自首之路，殆非罪疑惟輕之義”云云。
這段話，有必要稍作背景交待，宋朝成文法為《宋刑統》，它是在繼承《唐律》的基礎上，從宋朝統治者的現實需要出發，稍作審定，并收集了自唐開元以來至宋初一百五十年間的敕、令、格、式中的刑事規范，匯編而成的，內容十分完備。終宋之世，很少修改，十分穩定。同時，為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政治、經濟形勢，“而隨時損益則有編敕”，（《宋史.刑法志》）皇帝隨時發布敕令予以補充、修改，形成了宋朝立法史上“敕律并行”的狀況。這里所涉及的敕，估計是某篇敕中，有關于自首可免有因之罪的規定，宋典浩如煙海，未能查及，不過在下文中，還會有進一步的涉及。
神宗皇帝于是重視起來了，詔司馬光、王安石議。兩位都是翰林大學士，當朝重臣，且是歷史名臣，且看他二位怎么說。《通考》有載，且原文錄下來：
光言：“凡議法者，當先原立法之意，然后可以斷獄。按律，其于人損傷，不在自首之列。釋謂犯殺傷而自首者，得免所因之罪，仍從故殺傷者，蓋以與人損傷既不在自首之列，而別因有犯，如為盜劫囚、略賣人之類，本無殺傷之意而殺傷人者，慮有司執文并不許首，故申明因犯殺傷而自首者，得免所因之罪。然殺傷之中，自有二等。其處心積慮，巧詐百端，掩人不備，則為之謀。真情徑行，略無顧慮，公然殺害，則為之故。謀者重，故者輕。今因犯他罪致殺傷人，他罪得首，殺傷不原，若從謀殺則太重，若從斗殺則太輕，故參酌其中，從故殺傷法也。其直犯殺傷，更無他罪者，惟未傷可首，已傷不在首限。今許遵欲以謀與殺分為兩事。按謀殺、故殺皆是殺人，若以謀與殺為兩事則故與殺亦為兩事也。彼平居謀慮，不為殺人，當有何罪而可首者？以此知謀字止因殺字生文，不得別為所因之罪。若以劫斗與謀皆為所因之罪，從故殺傷法，則是斗殺自首，反得加罪一等也。云獲貸死，已是寬恩，遵為之請，欲天下引以為例，開奸兇之路，長賊殺之源，非教之善 者也。臣愚以為，宜如大理頂寺所定。”
篇幅太長，難以一一譯出，司馬光的觀點大致可歸納為：
一、凡斷獄判案，須先吃透立法精神。對的，按照關于自首的立法原意，損傷他人，不在適用自首之列。
二、即使適用自首規定得免所因之罪的，也要按故殺傷人治罪。
三、得免所因之罪之“因”，在于殺傷之前另有一事，如盜竊、略賣人等，這些罪，可得免。
四、殺傷分有三等，謀殺、故殺、斗殺，謀殺重，故殺次之，斗殺為輕。如此三分法不知合當時立法之意否，筆者實在看不出謀殺與故殺兩者區別。都是直接故意，都是同樣嚴重的蓄意剝奪他人生命權的犯罪，司馬光如此劃分，顯得牽強。
五、“其直犯殺傷，更無他罪者，惟未傷可首。”似多此一言，未傷，有何罪首之？
六、批駁許遵將謀殺分為謀與殺兩事，是荒唐的。
七、若按許遵所請，天下引以為例，則后果十分嚴重。“開奸兇之路，長賊殺之源，非教之善者也。”
總之，司馬光不同意許遵所請，主張維持大理寺貸死（即死刑緩期執行）的判決。
安石言：“《刑統》殺傷罪名不一，有因謀，有因斗，有因劫囚、竊囚，有因略賣，有因被囚禁拒捍官司而走，有因強奸，有因厭魅咒咀。此殺傷而有所因者也。惟有故殺傷則無所因，故《刑統》因犯殺傷而自首，得免所因之罪，仍從故殺傷法。其意以為，于法得首，所因之罪既已原免，而法不許首，殺傷刑各未有所從，唯有故殺傷為無所因而殺傷，故令從故殺傷法。至今因犯過失殺傷而自首，則所因之罪已免，唯有殺傷之罪未除。過失殺傷，非故殺傷，不可亦從故殺傷法，故《刑統》令過失者從本過失法。至于斗殺傷，則所因之罪常輕，殺傷之罪常重，則自首合從本法可知。此則《刑統》之意，唯過失與斗當從本法，其余殺傷得免所因之罪，皆從故殺傷罪科之，則于法所得首之罪皆原，而于法所不得首之罪皆不免，其殺傷之情本輕者自從本法，本重者得以首原。今刑部以因犯殺傷者謂別因有犯，遂致殺傷。竊以為律但言因犯，不言別因。則謀殺何故不得為殺傷所因之犯？又刑部以始謀專為殺人，即無所因之罪。竊以為律謀殺人者徒三年，已傷者絞，已殺者斬。謀殺與已傷、已殺自為三等刑名。因有謀殺徒三年之犯，然后有己傷、已殺絞、斬之刑名，豈得稱別無所因之罪？今法寺、刑部乃以法得首免之謀殺，與法不得首免之已傷合為一事，其失律意明甚。臣以為云謀殺已傷，按問欲舉自首，合從謀殺減二等論。然竊原法寺、刑部所以自來用例斷謀已傷不許首免者，蓋為律疏但言有因盜殺傷，盜罪得免，故殺傷罪仍科，遂引為所因之罪止謂因盜殺傷之類。盜與殺傷為二事，與謀殺殺傷類例不同。臣以為律疏假設條例，其于出罪，當舉重以包輕。因盜傷人者斬，尚得免所因之罪，謀殺傷人者絞，絞輕于暫，則其得免所因之罪可知也。然議者或謂謀殺已傷，情理有甚重重，若開自首，則或啟奸。臣以為有司議罪，惟當守法，情理輕重，敕許奏裁。若有司輒得舍法以論罪，則法亂于下，人無所措手足矣。
極少見到大人物如司馬光與王安石者論法，讀之十分有趣，就象當初大學時學生會組織的論辯賽。無論正方反方，言之成理即可，兩位老先生確也是論辯高手，論起來是邏輯井然，滴水不漏 。再歸納安石的大意：
一、從關于故殺傷法的立法意旨來看，只有故殺傷為無所因之殺傷，其余之殺傷，皆為有因，此則《刑統》之意，即立法原意。
二、再看關于謀殺的規定，有謀殺者三年，已傷者絞，已殺者斬。故可知謀殺分為三事，因此謀殺也是所因之殺，而刑部“以法得首免之謀殺，與法不得免之已傷合為一事。”顯然，違背立法原意是很明白的。
三、法寺、刑部之所以出錯，在于理解所因之殺傷僅止于盜殺，這是十分有限的，所以是錯誤的。
四、我理解、律疏的立法原意，應當是“舉重以包輕”，因盜殺人者斬，謀殺傷人者絞，故可知更應該得免所因之罪。
五、論者認為阿云這種情況，若開自首會讓更多奸狡之徒效仿。但有司議罪，唯一的就是依法，如果拋棄法律去論罪，勢必天下大亂，人們都會無所措手足。
王安石是大政治家，大改革家，前些年，很得了許多正面評價，然觀其論法的這篇長文，則實在不敢恭維，其偏頗之處多矣。
第一，硬將謀與殺一分為二，則不僅是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，更有強辭奪理之嫌。之所以謀，專為了殺，謀是殺的前奏，殺是謀的落實。阿云嫌未婚夫丑陋，不愿將大好青春付與那丑八怪，于是要滅了他，動機昭彰，謀殺之罪應當成立。
第二、安石故意回避了關于自首的分析，將立論武斷地建立在了自首成立的基礎上，顯然，其根基就有問題。阿云是被提訊后，將面臨大刑時，才“乃吐實”，何來自首？
第三、將謀殺、謀殺已傷、謀殺已殺三階段混為三事，是對犯罪的階段論作了錯誤理解，姑且不論他是蓄意歪曲，僅此也是荒謬的，無知的。
第四，將刑部、法寺的觀點歸結為所因之罪僅止于盜殺，是歪曲對方愿意，然后加以抨擊，如此論辯方法，似亦不太厚道。
第五，將盜殺者斬、謀殺傷人者絞作為孰輕孰重的比較，也過于牽強和片面。
總之，安石之論，其謬多多。
此案之爭，到此還沒有完。神宗帝對該案表現出少有的民主，又昭翰林學士呂公著、韓維、知制詔錢公甫等人又來論證。結果“臣等以為宜如安石所議便。”麻煩了，大理寺、審刑、刑部法官都要承擔責任。于是法官齊恢、王師元、蔡冠卿等人群起申辯，皆以為公著等人所議為不當。神宗又召王安石與法官集議。意思 是人家觀點都跟你不同，你自己去統一了來。“安石與師元、冠卿反復論辯，師元等堅其說。”這事兒還定不下來，朝中重臣如唐介、中丞呂誨、御史劉琦、錢 、名臣曾公亮、文顏博、呂公弼、陳升之等也參與討論，且數爭于帝前。一時間，滿朝文武，皆言阿云，紛紛紜紜，莫衷一是。時富弼入相，帝令弼與安石議，安石態度強硬，連富弼都怕了，“弼乃辭以病。”
最后，王安石一派贏了，“司勛員外郎崔臺府舉手加額曰：‘數百年誤用刑名，今乃得正。’安石喜其附已，明年，擢大理卿。”可見，當時安石權傾朝野，言出如山，可見一斑。
司馬光一派輸了，奈何不得，光于是嘆曰：“阿云之獄，中材以上皆能立斷。（中等能力的官吏都能當即作出判斷）……阿云之事，陛下試以禮觀之，（光為宋之大儒，又回復到以禮論事）豈難決之獄哉？彼謀殺為一事，為二事，謀為所因，不為所因，此苛察繳繞之論，乃文法俗吏之所爭，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！（一事二事，所因非所因，都是些雞毛蒜皮的文法、語法之爭，哪里是明君賢相應當那么重視的。）今議論歲余而后成法，終為棄百代之常典，悖三綱之大議，使良善 無告，奸兇得志，豈非徇其枝葉，而忘其根本之所致耶！”（以上皆引自〈通考〉）
此案似乎成了一經典案例，后人論者多矣。其中，大法學家邱浚在《大學衍義補》中有云：“按宋朝刑制，有律有敕。阿云之獄，既經大理、審刑、刑部，又經翰林、中書、樞密、名臣如司馬光、王安石、呂公著、公弼、文彥博、唐介、法官如劉述、呂誨、劉琦、錢 、齊恢、王師元、蔡冠卿，議論紛紜，迄無定說。推原所自，皆是爭律，敕之文，謀與殺為一事，為二事，有所因，無所因而已。由是以觀，國家制為刑書，當有一定之制。其立文之初，當須斟酌穩當，必不可以移易。然后著于簡牘，使執其文而施之，用者如持衡量，然輕重多寡，不可因人而上下。……”此為本案啟示之一也。凡法律理解，須從立法原意出發，斷章取義，刑而上學、教條主義，都是不足取的。此為本案啟示之二。權大法大，權大言重，于法理探討，殊為有害，此為本案啟示之三。
另，把玩兩位大人物針鋒相對，釋案論法，也實在有趣亦有益，不是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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