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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頌的“罪刑法定”
主講人：黃一平
“迨十八世紀民權主義勃興，尊重個人權利，攻擊罪刑擅斷之不當，乃主張凡行為于法律無正條者，不得處罰nulla poena sine lege，法國人權宣言第八條首揭此旨，是為罪刑法定主義。”（[臺]韓忠�！缎谭ㄔ怼分袊ù髮W出版社2002年10月版）此論代表了中外法學界之主流觀點，似無疑義。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7月版的《全國律師資格考試指定用書.刑事法學》以通用教材的方式肯定了此說，并進一步追溯道：
“據考證，‘法無明文不為罪，法無明文不處罰’最早以文字記載這一原則是拉丁文羅馬法。但這不意味著羅馬法就已經實行罪刑法定。罪刑法定的早期思想淵源，一般認為是英國1215年大憲章。17、18世紀在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，諸如洛克、貝卡利亞、費爾巴哈等的倡導之下，罪刑法定原則才得以確立。1789年的法國《人權宣言》，1791年的《法國刑法典》草案，1810年《法國刑法典》明確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。”
據此，當我國97年《刑法》第3條確立罪刑法定原則后，學界咸以為該原則的引進，表明我國刑法注重人權保障的價值取向，對我國刑法的完善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筆者并不想挑戰“罪刑法定主義”泊來于西方的既定主流觀點，然而，檢索中國法制史，“罪刑法定”確又是土生土長的中國貨，且早于英國大憲章近1000年。
《晉書.刑法志》：“劉頌上疏曰：‘又律法斷罪，皆當以法律令正文，若無正文，依附名例斷之，其正文明例所不及，皆勿論。”好一個“皆勿論”！依法治罪斷獄，都應當以法律法令正文為據，即“以法律為準繩”，且強調“正文”，說得好生明白。若無正文，也須依附法律所確認的判例“斷之”，若正文、名例都沒有的，均不得以犯罪論處！歸納起來，即可表述為：法無明文規定及無法定判例可依不為罪。這不正是典型的“罪刑法定主義”嗎？還是清人沈家本參校詳細：“頌疏所言，今東西國之學說正與之同，可見此理在古人早已言之，特法家之論說無人參究，故稱述之者少耳。”
《晉書.刑法志》：“劉頌，字子雅，廣陵人，漢廣陵厲王胥之后也。世為名族。……武帝（司馬炎，筆者注）踐阼，拜尚書三公郎，典科律，申冤訟……遷議郎，守廷尉。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，詔使考竟，頌執據無罪，寅遂得免，時人以頌比張釋之（漢文帝時廷尉，以執法平省著稱。）……”可見，西晉武帝時，劉頌即為中央一級司法大員，他之法律主張，在當朝分量必是很重的。惠帝時，劉頌為三公尚書，“又上書論律令事，為時論所美。”如前所引，其立論之新，論據之實，論述之詳，論理之周密，怎不為時論所美？
劉疏開宗明義即指出：“自近世以來，法漸多門，令甚不一。臣今備掌刑斷，職思其憂，謹具啟聞。”漢末大亂，魏、蜀、吳并起，干戈不息，氛霧交飛，其后晉承魏祚，三國一統，正應了《三國演義》那句卷首語：“話說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”云云。那司馬氏掌權之后，雖傾力治亂，然朝綱廢滯，已非一日，法紀整肅，更何況朝夕之間，所以那劉尚書“備掌刑斷”之時，正是法律淆亂，令出多門，甚至有法不依，牽文就意，“至惠帝之世，政出群下，每有疑獄，各立私情，刑法不定，訟獄繁滋。”劉頌聞之睹之，所以“職思其憂”，不吐不快了。
劉頌繼續論道：“……是法多門，令不一，則吏不知所守，下不知所避。奸偽者因法之多門 ，以售其情，所欲淺深，茍斷不一，則居上者難以檢下，于是事同議異，獄犴不平，有傷于法。”法出多門，律令不一致，則官吏不知怎么辦才是盡忠職守，老百姓不知什么是不該做的。這樣，奸偽者則因法出多門，乘隙以售其私情，按他們私欲的深淺，作出不一致的裁斷，這樣下去，對法律必然有大傷害。
“然天下至大，事務眾雜，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，故臣謂宜立格為限，使主者守文，死生以之，不敢錯思于成制之外，以差輕重，則法恒全。事無正據，名例不及，大臣論當，以釋不滯，則事無閡（閡，阻礙也）至如非常之斷，出法賞罰，若漢祖戳楚臣之私己，封越氏之無功，唯珍主專之，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。然后情求傍請之跡絕，似是而非之奏塞，此蓋齊法之大準也。”當然也有非常的情況，那就專門定立賞罰的法律，如漢高祖所作的那樣，但那是皇上的專有權利，而不是奉公守法的大臣門所可以擬議置喙的。在“法恒全”，且主者“死生以之”（誓死忠于法律）的情況下，請托求情的絕跡了，似是而非的議論沒有了，這就達到了法令齊平，天下大一準的美好目的了。
值得重視的是，劉頌“罪刑法定”的思想在當時甚至不是他個人的標新立異，他代表了朝中一股相當成氣候的思潮，時尚書裴顧就上表陳曰：“先王之其所以然也，是以辯方分職，為之準局。準局既立，各掌其務，刑賞相稱，輕重無二，故下聽有常，群吏安業也。……”汝南王亮也大力支持劉頌的觀點：“夫禮以訓世，而法以整俗，理化之本，事實由之。若斷不斷，常輕重隨意，則王憲不一，人無所錯矣。故觀人設教，在上之舉；守文直法，臣吏之節也。……今法素定，而法為議，則有所開長，以為宜如頌所啟，為永久之制。”
惠帝于是詔下其事，門下屬三公曰：“昔先王議事以制，自中古以來，執法斷事，既以立法，誠不宜復求法外小善也。若常以善奪法，則人逐善而不忌法，其害甚于無法也。案啟事，欲令法令斷一，事無二門，郎令吏以下，應復出法駁案，隨事以聞也。”
如果這樣下來，則中國封建法制，也美侖美煥，幾臻于近、現代法制之文明、民主、保障人權之境界了。但那是不可能的，封建立法權就是皇家的一己之私，連劉頌都十分明白，因此封建法律的本質就在于扼殺人權，維護皇權，從這個意義上講，劉頌時曇花一現的“罪刑法定”其本質與現代法制的“罪刑法定主義”，乃是大相徑庭的，這也正是筆者不敢挑戰該原則西來的主流觀點的主要原因。
“及于江左，元帝為丞相時，朝廷草創，議斷不循法律，人立異議，高下無狀。”（《晉書.刑法志》）嗚呼，劉頌苦心孤諸，也僅行得20余年，封建皇權之下，所謂“罪刑法定”也注定是短命的，難怪“故稱述之者少耳。”然而，在漫漫長夜的封建法制文化中，劉頌的思想，畢竟是非常少見的亮點之一，彈起過一星火花，猶其如此，更值得珍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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